复旦院士眼中的“院士精神”

11月15日，枫林医泽——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士精神展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在为展览所写的前言中这样阐释“院士精神”——“当选院士不是学术生命的终结，而是更重要的终身使命的开始，生命不止，奉献不停。”

该院士精神展通过陈灏珠、沈自尹、汤钊猷、闻玉梅、王正敏、周良辅、杨雄里这7位院士，以及韩启德、桑国卫等15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校友院士的160余件珍贵史料实物，展现他们在诸多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也代表言传身教、发蒙启滞，继先贤而启后学的精神。

“工作成果是评选院士的条件之一，成果会不断被超越，精神却是永恒的。”闻玉梅说，科学道德、科学精神、优良学风、表率作用、培养人才是院士精神的体现，“院士拥有最高学术称号，理应有更高、更远、更忠诚的为国为民精神。”

面对一个科学知识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杨雄里认为，院士要谨慎发表意见，“即使在自己从事的熟悉的研究领域，也要考虑到，所积累的知识，所做的研究成果，很快会被新知识海洋淹没”。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王正敏分享了耳鼻喉科青年医学科学家在不久前成功完成全球首例基因治疗感音神经性聋疾病的喜讯。他希望能通过展览为复旦新生代医学科学家起到引领和推动的作用。

在诸多展品中，有一本和学生证差不多大的证书，静静地躺在“脑的奥秘的探索者——杨雄里院士”的展柜中。这本证书不大，却来头不小。

证书左侧页上写着:“杨雄里教授于199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这里所说的学部委员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说起自己能够获得如今的成绩时，除了学术成果突出这个最为基础的因素外，杨雄里认为勤奋是必不可少的。“我走得并不快，但是在别人停顿的时候我也在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走在了前面。”

杨雄里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个年代，他在大学里的第一外语是俄语，苦学之下，可以用俄文阅读高尔基、普希金原著。随后，杨雄里开始用课余时间自学英语，而早起晚睡成了他大学生活的铁律。每天天还不亮他就起床，教学大楼上的大钟显示时间是凌晨2点30分。后来，他用1年时间学会了用英语阅读、交流。此后，杨雄里还自学了日语、德语。1980年-1982年，他在日本进修期间获学术博士学位。

爱才、惜才、重才也成了杨雄里对学生培养的准则。深耕神经科学六十多载，杨雄里始终没有脱离科研的第一线，60岁后他虽不再亲手做实验，但仍旧定期和学生们讨论研究进度，并坚持亲力亲为，完成研究最后的定稿。

展柜里还有一排整齐摆放的方印格外醒目。其中，3枚是沈自尹院士工作时常用的处方药和膏方专用印。

1947年，沈自尹考入上海医学院。1953年8月，二次分配重新回到上海医学院，任“助理住院医师”。1955年，他服从组织安排，跟随著名老中医姜春华从西医转攻中医，开启了与中医结缘的半生。

结合自己所长的西医，沈自尹希望“能把中医的理论用西医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他从肾的研究出发，率先揭示肾阳虚证者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和紊乱，并用现代科学方法证实其有特定病理基础，成为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收益更高的药物研发的相关研究，对于基础理论就不大重视。我父亲还坚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很了不起。”沈自尹的女儿沈蔚说。

此后，以“肾”为关键点，沈自尹开启了对中医脏象学说的发展性研究，是中西医结合思路和方法、脏象学说和病证关系研究的核心开创者，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沈蔚记得，父亲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终身教授，一直坚持“只看普通门诊”，在89岁高龄时，还坚持在大年夜当天为病人看诊。

在沈自尹院士展厅，第三届奖学金颁奖仪式也同步举行。2020年7月，沈自尹家属将出售房产所得的50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沈自尹院士医学发展基金”，每年的收益用于发放奖学金，奖励扶持品学兼优的医学生。截至目前，已有60位优秀医学生受到励学金扶持，以资助他们在医学学习研究上走得更远。

20世纪50年代，上医共有16位一级教授。当时一级教授被形象地称之为“学术地位的最高标尺”，吴绍青就是其中一位。

此次仪式，也为重要捐赠人颁发了捐赠证书。一级教授吴绍青先生家属特别从国外回到学校，向图书馆捐赠包括吴绍青教授奖状、手稿、相关照片、扁桃体切除器止血钳等245件史料。

据悉，下一步，图书馆将对这些史料进行专业保存和展示，让这些史料价值最大化。医科馆也在陆续将现有展览在网上实景在线，结合史料将上医的医脉传承逐步揭示，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些珍贵的史料。